如何根除考研泄题背后的“市场利益”土壤

　　2016年全国硕士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26日到27日举行。27日晚，教育部新闻办在官方微博表示，接举报反映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分试题的作答与考题内容相关，教育部门立即报请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此前，舆论曾把这次考研称为“史上最严考研”。不幸的是，泄题事件再次发生，而且影响范围很可能比2012年的更大。

　　所谓“史上最严”的说法，并非虚言。按照今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就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泄题现象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继续猖獗，的确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有人认为，既然目前的刑罚遏制不住泄题事件发生，看来还需要再加大惩处力度才行。未来从司法层面进一步完善对作弊现象的打击，这当然没错。不过，单纯依靠“重刑”思路，真的能解决泄题事件发生吗？恐怕不行。惩处泄题作弊的刑罚要多重才算“够力度”？总不能像古代处理科举弊案一样处以极刑吧！这显然也不符合现代法律“罪罚相当”的基本精神。

　　《南方周末》曾梳理过近年来各类考试“作弊市场”的基本行情：“国家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这两门的答案最贵，没有一两万拿不到，它们和高考都是A级答案。考研、英语四六级、英语专八，都是B+级，价格在千元左右。而密级相对较低的计算机二级考试答案，则不到50元。”在这样的行情之下，只需一次“B+级”考试，贩卖答案的联络人便可获利十余万，而助考机构（培训机构）更可得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额利益。而从这些年处理的泄题事件看，背后最主要的“买家”几乎都是各类助考机构（培训机构）。

　　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单靠刑罚不仅难以威慑铤而走险者，反而可能催生更加畸形的“市场逻辑”。比如，在2012年的考研泄题事件中，当年英语考试的泄题者包括启航考研培训机构驻长沙及广州负责人，两人也因此被警方刑拘。但3年之后，媒体调查发现，启航教育的培训生意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活得更好了。因泄题事件被处理，并没有成为它的污点和“负资产”，而是成为了它的“招牌”。在启航2013考研班的招生广告中，更是明目张胆的宣称：“启航2012考研押题命中率蝉联全国第一，启航"泄题"—你懂得！”

　　从研究生招录模式演变的历史看，最开始是所有专业、科目都需要“全国统考”，但几年后，很多高校便发现，这种类比高考招录模式选拔上来的学生，分数与科研能力并不成正比。尤其是研究生阶段，不同学校、不同导师对自己想要的学生往往会有更具体的要求。因此，目前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虽然外语、政治、数学还有医学、教育学等一些专业保留全国统考的形式，但实际上，不少985、211重点高校，都开始选择自主命题、自主组织考试的形式招收研究生。尤其是从这两三年开始，对博士研究生入学，国内重点大学中很多已采取与国际接轨的办法，完全抛开“全国统考”，实行“申请考核制”。有人可能会问，没有了“全国统考”成绩，“申请考核制”对考生的要求会不会降低？事实上，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要求更高。在最新的“南开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说明”中，其对外语水平要求是，符合以下任一项：包括托福（TOEFL）成绩达到90分以上（老TOEFL达到600分）；雅思（IELTS）成绩达到6分以上。至于专业能力，申请者面对由相关专业领域教授组成的“考核委员会”，不仅需要说明自己在硕士时期都研究了什么，有什么成果，怎么实现的，还需要提供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以及对本专业学术前沿问题的看法。这样的招录模式，对比“全国统考”的合理性，恐怕已无需赘言。

　　换句话说，只要泄题作弊背后庞大的“市场利益”土壤不除，泄题事件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复生一茬，何时能到头？另外，像研究生全国统考这样的考试，涉及众多环节，包括出题、印刷、运送、保管等，每一个环节中某一个人出纰漏，都可能造成泄题，可谓防不胜防。严刑高压尚不足以威慑，光靠加强保密、加强管理来杜绝，就更不现实了。那么，有没有釜底抽薪的办法呢？杜绝所有考试作弊现象的“万能办法”当然不存在，但就新闻中年年发生的考研泄题事件而言，想要从根本上铲除各类助考机构（培训机构）通过泄题逐利的空间，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研究生入学“全国统考”的招录模式。除此之外，恐怕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