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历史学家(3)

他也确有狂傲的资本。胡适从海外归来，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就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从此，傅斯年与胡适，也就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直至终生。

狂傲之人，难免要放炮和发威。北伐胜利后，傅斯年高兴，一高兴就去找老校长蔡元培喝酒。那天是蔡先生带头喝醉了，傅斯年也跟着醉了，之后大伙就开始比赛放狂话，狂来狂去，谁也比不上傅斯年放的炮响，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好家伙，他比秦始皇还狠。这时候，多亏他是在大学里工作，要是在外事部门，这样一番话非引来严重外交纠纷不可。“大炮”的外号不给他，你说是不是都太浪费了？

大炮在暗室里放狂还没有什么杀伤力，傅斯年炮打孔祥熙才真叫动人心魄。抗战初起，傅斯年就准备弹劾庸劣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他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先生联络，希望共同采取行动。他在参政院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就骂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在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这只老虎要发威的时候，也是非常有霸气的。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也当上了接收大员，飞到了北京。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但是呢，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周作人即是其中一个。有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这个傅老虎一概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这一席话，就把所有的说情者都挡在门外了。

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身体不行了，虎威却一点不减。他当台大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不会见怪的，可是他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这一点挺吓人的。那会儿的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了。傅斯年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他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

放大炮又发虎威，毕竟不是学者的本行，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后世学者朱宗震先生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评价够高的，傅先生死也暝目了。

等到傅斯年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的时候，还给世上留了一个故事。1950年12月，他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脑溢血，一昏不醒。之后，“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后经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方才散去。傅斯年遗体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名为“傅园”。

傅斯年死后，胡适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他也承认这一点。”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骂胡适了，这一点令胡适无比痛惜。（王枪手  《南方周末》）





    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20世纪初年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影响大而真正识见高的并不多，傅斯年应属其一；但他在史学言说中却是相对“失语”者，尤其是

在中国大陆。近年王?森关于傅斯年的专书出版，重建其学术、思想及其政治活动，傅氏的形象可谓面目一新。可惜此书是英文，大陆稍差的图书馆或不藏，能读到者似不多。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学术功业，其影响应比现在大许多；但由于政治等原因，傅氏作品在大陆长期少见，仅近年稍有选本，实妨碍其思想、学术之流传。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傅斯年全集》，虽仍不够全，并略有讹误，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资料。

蒋廷黻曾经回忆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的确，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是傅氏言论的一大特色。但在具体研究中，他似更重视史事的横向关联，多次强调史事与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傅先生以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法国史家布洛赫后来也曾引阿拉伯谚语“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以说明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特定时代。

故傅斯年主张：叙述史事应“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这与侧重专题研究的陈垣看法相近，而与提倡治“通史”的钱穆颇有距离。陈垣曾告诉蔡尚思，“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只有“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钱穆则主张历史是整体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赞成以“事件”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以为“事件”一旦抽出，则可能切断其纵横关系，反“无当于历史全体之真过程”。在其记忆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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