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兰的研究在传播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研究焦点不在大众传播,但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了解说服的过程———这是大众传播研究中很重要的课题之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可信度、对宣传的免疫力、恐惧诉求、睡眠效果等等,都是引导后来研究的起点。
7.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1948年,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书,不易读懂。为了使控制论的观念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维纳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得人类在技术世界的环绕中更加有尊严、更有人性;而不是相反。
这本书从技术谈起,逐渐将视角扩大到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包括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学习机制、语言的机制和历史、信息的组织方式、法律和传播过程的关系、传播和社会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语言中的曲解问题等等话题。在书的后记中,WalterA.Rosenblith评价自1950年以来,这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众多科学家、工程师、社会学家、政治家、社会政策制订者看待技术进步中社会变革的方式。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本将熵和信息传递的概念贯穿始终的著作,并以此作为观察其他社会问题的线索。读这本书将有助于从更为深广的层面上理解传播过程的本质。 维纳认为控制人们环境的命令都是人们给予环境的信息。这些命令和任何形式的信息一样,要在传输的过程中解体。它们一般是以不太清晰的形式到达的。在控制和通讯中,人们一定要和组织性降低与含义受损的自然趋势作斗争,亦即要和所讲的增熵趋势作斗争。
维纳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讯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当。它们都有感觉接收器作为它们循环操作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二者都以低能级的特殊仪器来搜集外界的信息并以之用于操作中。
维纳区别了单向传播的“消息”和作为“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即信息。消息,只是从消息的发出者抵达消息的接受者的单向的过程;而信息,则是对一个消息刺激的反应的再提取。但是,这个过程显然不能无限地夸大,即不能以为获得消息的过程会忠实地反映外界的确切知识。事实上,维纳的反馈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此。维纳认为,消息有天然的“磨损”倾向,有天然的“增熵”趋势,有增加混乱的必然。反馈的作用就在于同这个“自然的增熵趋势做斗争”。 信息的传输其实比实物的传输更为重要,主要是因为信息的传输是人的感觉和能力的延伸,可以从一个世界延伸到另外一个世界。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且在传输信息的过程中还伴随着人类所特有的人文的东西,人之所以有人的用处主要在于人有区别与其他物体和生物的道德、人格、灵魂、精神、记忆等精神活动,抛开这些来谈论 信息纯属无稽之谈。
一个体系抵抗组织程度衰变的重要方法就是保持开放,这就是维纳的结论。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调节体系内部变量之间的综合,抗拒组织解体的自然趋势,是保持体系充满活力的重要途径。
传播学对控制论的运用是普遍的,现代传播学中的制度、规范、法规、政策与管理,受众与传播效果等几乎所有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无不渗透着控制论的观点,控制论对传播学的重大的贡献是把反馈的概念引入了传播过程的研究,这对于认识人类社会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8.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施拉姆编撰的《大众传播学》194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因需求量太大,1960年又出了修订版。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施拉姆建立传播学体系的基础,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权威和引用最多的作品。
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可以看出,当大多数人对传播学这个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通过这本695页的著作从8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如此,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
施拉姆的学生、传播学者坦卡德曾经对施拉姆有过这样的评价:“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以完善。”
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我们欣喜地看到,施拉姆的预言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现实。
9.麦克卢汉的 《理解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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